雪的可能

      在广场的嘈杂声中，我听见了自己的名字，猛地转头，阿齐站在不远处朝我招手。她身后的光影像晒后的湖水，跳跃的蓝白色，一阵恍惚，眼前这个人的确是她。

好久不见。阿齐看起来和三年前几乎没变，依然顶着一头蓬松的卷发。

“天，你怎么在这里？”

“看到别人发的消息，说今天有活动，你们会在。我就来碰碰运气。”她说话时手舞足蹈，朋友曾笑话她的发声开关在手臂上。

静止是不可能的，不要欺骗自己。停下脚步后，因惊讶紧张而持续震颤的那颗心脏，将电流传输到身体各个细微的角落，不放松的脸颊，和袖口玩耍的手指，与地面忽远忽近的右脚掌……走吧，我领着她在广场上穿梭，向她介绍今天的活动。或许是过于兴奋吧，我说了比往常多很多的话。

接近正午，阳光虽不算热烈，但明晃晃的，有点刺眼。有那么一刻，阳光像海水，而我正潜入海底，周围的人都不存在，我只听见自己的声音，从海的更深处传来。走到树荫下，海水蒸发，我突然被拽了回来。“我可以抱你一下吗？”我轻轻地抱了抱她。

像是从海底打捞些什么，我快要被诧异和激动的心情淹没了。

 

 

林子的故事，第一个冬春

 

我和阿齐是在大学认识的，她是社团的学姐。那时，外卖行业兴起，从过去各个餐饮店自行配送转变成外卖平台统一送餐的模式。学术界关于外卖行业的研究也开始了，几所高校的社会学系老师组织了一个调研小组，招募对此话题感兴趣的学生一起参与。

小组的第一次讨论是在一个冬天。北方的冬天很冷，但天空清澈，我时常望着那样的天空出神，就像在闻一片巨大的薄荷，不需要猛吸，醒神的香味自动钻进鼻腔，成为身体的一部分。离开北方以后，每次看见搭在面条汤上的薄荷，我的心里都会萌生奇怪的怀念之情。我将之归结于自己不再年轻，或者说，长大了。

走过游客聚集的街区，我跟着导航寻找目的地，在一条小巷的尽头停下。“石龙南街38号”，就是这儿了。推开虚掩的门，砖墙上的木制牌匾阳光斑驳——益能劳动关系研究与咨询中心。

一个30岁出头的女人站在桌子旁朝我打招呼。我望着陌生的她，咧出一抹笑容。脸又发烫了，我装作镇定，手指却不自觉地摩挲着双肩背包的肩带。“你好，我是林子，来参加今天的讨论。”

“哦——林子你好，来这里签到吧。”

我走到桌前，从签到表中找到自己的名字，在一旁迅速画了个勾。

“在里边，空位都可以坐。”她笑着看着我。我才注意到她的左手只有三根完整的指头，另外两个指节被拦腰折断。指节末端圆圆的，周围的几块死皮称得上坚硬，像蜂巢被时间凝固。

“你在看这个吗？”她把手抬起来，伸到我面前，像在展示一件与自己无关的物品，“以前打工时不小心受伤，卷进机床里了。”

我不知该如何面对她的眼神，那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眼神，我想我可以用一些常见的形容词来描述它，诸如温柔、坦然，但我真正在意的是，它轻松地刺破了我的惊慌和无知。那一刻我羞愧得想哭。

“嗨，莎莎！”阿齐穿着白色羽绒服，推门进来，镜片因突然袭来的热气变得模糊一片。“林子，你也在这里！”阿齐认出了我，她看上去有点惊讶。这是我入学的第三个月，我们只在社团迎新会上见过一次。那次迎新会，除了轮流自我介绍，我好像一句话都没说。

我离开签到桌，往屋里走。房间里坐着大约十五个人，四五张长条桌围出了一个圈。我找到一个角落的座位，刚坐下，就看见阿齐走进来。她和两个人打完招呼，坐在了我左边。

“林子，你怎么想到来这里？”她从包里翻出一本淡蓝色封壳的笔记本，放在桌上，露出一截内页，上面密密麻麻全是字。

“在社团群里看到海报，觉得挺好的，就报名了。”

莎莎和一个年长的女人一起走了进来。阿齐告诉我，这个年长的女人叫李兴，是附近高校的社会学系老师，从去年开始研究外卖行业的劳动关系。她希望和更多年轻的学生共同关注外卖员的生存境况，所以才有了这个小组。

说话间，莎莎给我们每人发了几页资料。

3.每天工作多长时间？每个月休息几天？

7.是否签订劳动合同/劳务合同？如果有，是与谁签订的，具体内容有哪些？如果没有，有没有其它保障性的合约？

15.你和其它外卖员会有工作之外的交流吗？大家平时聊些什么？有没有关系比较好的同事？

……

“一般，人们会默认外卖员是男性，但其实也有女外卖员，我们在调研的时候可以特别留意。”

莎莎说话时尾音上翘，调皮的湖南口音让她整个人都跟着飞扬起来。

这种飞扬的感觉，让我想起妈妈。妈妈也是湖南人。

对了……妈妈也在送外卖。这是我从未和别人讲过的事。

 

 

妈妈小时候生活在矿区，我去过那里几次，印象里，春天总是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。

上大学之前，我和妈妈回去了一趟，探望好久不见的外婆。那天出奇得冷，潮湿的空气越过牛仔裤和秋裤，触碰膝关节，我想起停留在童年记忆里的那些腿脚不好的老人。她们还活在这世界上吗？山上的雪尚未融化，路上几乎没有行人，我们沿着小路走，留下了一串新鲜的脚印。

外婆坐在房间里等我们，她已经老得仿佛不会再变老了。50年代末，她开始下矿井，和外公一起。我只在照片里见过外公，妈妈遗传了他的浓眉，还有笑起来眯成一条线的眼睛。后来，外公在80年代的一场矿难中去世，留下外婆一个人居住在这里。外婆不想离开，尽管这里已经没什么人了，尽管她的孩子相继去往新的城市，寻找新的生活。

妈妈和外婆聊天时，我在一旁静静地听着。我从未了解过外婆，正如我从未了解过我的妈妈。我只知道，她20岁离开家，去广东打工，最长的一段工作是在工厂做质检员，但因为年纪大了眼神越来越不好使，她被迫离开原来的岗位，寻找新的挣钱法子。

最近，我从她发的朋友圈得知，她开始跑外卖了。她穿着绿色的工服，自拍了一张，又是熟悉的美颜特效。因为这件事，我还和她理论过，我坚持认为她原本的样子比美颜后的样貌更好看、更真实，但她不信。

在外婆家，我翻到了妈妈年轻时的照片，她的脸圆圆的，面带笑容，和朋友手牵手站在河边。虽然照片磨损严重，但依然能看见大片的绿色。那是一个春天，三十年前的春天。

想到这里，我点开妈妈的头像，打开朋友圈，长按图片，把她的自拍保存到了手机里。

我从来没有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过与妈妈有关的内容。关于她的一切，常常让我感到难以启齿。她没有上过大学，她常年在工厂打工，她住在潮湿的握手楼里，以及，她现在是一个外卖员。没来由的骄傲，在我们之间砌了一面墙，我为这面墙浇筑了很多情感，自卑、虚无、伪装……

而我，现在竟然要去调研外卖员吗？要去了解那些和我妈妈同样职业的人吗？

但我可以原谅自己的，这不是我的错。身处精英大学，我身边的同学们家庭条件都比我好得多，当她们聊起自己的生活、父母的职业时，我的确无话可说，甚至想把自己深深地埋藏在无人知晓的角落。任何人站在我的位置上，都会明白这一点的，不是吗？

讨论结束了，我把资料塞进背包，准备离开。阿齐叫住我：”要不要一起吃晚饭？莎莎也一起。”

我们去了巷子另一头的一家西北面馆。见我们进来，老板指了指门边的四人桌：“老位置，给你们留着了。”莎莎爽快地说了声“谢谢“。

“我们还不认识呢，你也是X大学的学生吗？”莎莎扯了张纸巾，递给我。

“对，我现在大一。“

“大一啊，那还很小呢。今天感觉怎么样？对后面的调研有信心吗？”

老板端来了两碗牛肉面，是阿齐和我点的。三四块牛肉薄片和香菜漂浮在泛着油光的汤水上，我用筷子搅拌着汤面，思考莎莎刚刚的提问。“以前没有做过这种调研，有点担心被拒绝。”

“到时候我可以和林子一起。”阿齐看向我，“我们在学校附近调研，一起行动比较方便。”

一阵暖流下潜到胃部，我觉得安心了许多。

“不过，你才刚入学，怎么想到来参加外卖员调研？这可赚不了学分。”

“哈哈，这也是我好奇的！”阿齐从隔壁桌取来一小罐辣椒酱，舀了一大勺，拌进面里。“你要吗？”

“除了上课，也想做点别的事情。”我低下头，发现两滴汤水溅在了衣领上，今天不该穿白色衣服的。“而且……”

“老郑讲他还没拿到钱，太欺负人了！这帮杂种！”隔壁桌的声音忽然变得很大，正在说话的，是个皮肤黝黑的男人，看上去40多岁。他的裤腿上落满乳白色的泥，干燥的，湿润的，像雨点一层层铺开。

莎莎扭头看向他们。“你们是在附近的工地干活吗？最近看到好多人在那儿，发生了什么？”

他停下筷子，喝了口酒。“老板欠钱，那不得好多人！要我说，人还不够多！人多才有用，你说是吧？”

上个月，我在网上看到一组照片，一群人拉着横幅大喊“还钱”。这样的场景竟然真的出现在了现实中，我心里一阵紧张——会被打吧？这样真的有用吗？如果老板一直不回应怎么办？除非有记者报道？说起来，我看过类似的报道，也不知道后来怎样了。

“我们一会儿去看看？”莎莎冲阿齐使了个眼色，阿齐点点头。我假装没听见，继续埋头吃面。

 

 

夜晚走在巷子里，寒风顺着裤腿和领口，灌进身体。一个人走路的时候，我想象自己的身体变得清脆，不再与土地粘连在一起，也和其它人分离。

但其实我们和彼此贴得很近。走在这样的路上，只有贴近，才能抵抗风的阻力，听见彼此的声音。阿齐比我高一个头，莎莎和我差不多高，我走在她们之间，有时落下一点点距离。

到了，这里好安静，我屏住呼吸，仿佛这样就能抹除此行的痕迹。铁皮屋里亮着灯，照出砂石堆的轮廓。屋外没有人，除了我们仨。“进去看看吗？”阿齐压低了声音。我的双腿开始发抖，想要往后躲，一把拽住了阿齐的衣服。

“你是不是害怕？”阿齐停住脚步，回头问我。我感受到她的呼吸，空气里有尘土的味道。

“有些……我跟在你们后面就好了。”我踩到一些软软的东西，触感和砂石不一样。借着月光和灯光，原来是横幅，可惜已经被撕烂了，只剩“血汗”两个字留在上面。阿齐弯腰捡起横幅，甩了甩灰，把它塞进背包里。

莎莎和阿齐走在前面，敲门声响起，我的心脏快要跳出来了。低头、闭眼，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她们。

吱扭——

“啊！”

是阿齐的声音。我啪地睁眼，看见一把菜刀悬在头上。

“你们是来干啥的？”眼前这个陌生的男人缓缓放下菜刀，“看样子，你们也不像坏人。”

“我们是附近的居民，因为看到白天很多人，所以好奇发生了什么。”莎莎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。她露出了笑容，我的身体渐渐解冻，这才发现自己出了一身冷汗。

“进来吧。”他招了招手，邀请我们进屋聊。

不到10平米的铁皮屋里，摆着两张双层床，床上坐着另外两个年纪相仿的男人，其中一个是晚饭时在面馆里见过的大叔。他看到我们，露出诧异的神情。“哐当”——挪步时，我不小心撞倒了水桶上的不锈钢盖。桶里的水泛着油光，大大小小的颗粒漂浮其中，桶壁的污渍看起来已经堆积很久了。我犹豫着下一步要做什么，呆在了那儿。莎莎从地上拾起盖子，放在了水桶上，黑色的污渍落在了她的袖口。

屋里堆满了杂物，两箱方便面、几瓶酒、被褥、手电筒……他们从床底下搬出三个快递箱，用手拍了拍，细密的灰尘在空中飞舞。封口处的胶带剥落了一半，里面放着一些衣服。“这里可以坐，结实的。坐床上也行。”

“我叫莎莎。抱歉，打扰你们了，我们也是好奇，路过……”

“没事，叫我老郑吧，他们都这么叫。”他边说话边哈哈笑，和五分钟前判若两人。我环顾四周，屋里没有暖气，怪不得这么冷。

他们都是在工地上干活儿的工人，这一片计划开发成新的高级住宅区，今年年初开始动工，但从7月起，他们就再也没有收到过工资了。“工地上几十人，加起来欠了至少有100万！包工头就一直拖呗，说老板跑了，现在什么办法也没有。”老郑说话时带着厚重的河南口音。

上周，他们一个个找工地上的工友，说服大家罢工。前天，将近40人在工地上抗议“欠薪”，包工头来调解，但老板自始至终都没出现。“只是让我们别闹了，没有说发工资，那算什么！”说起这个，老郑气得要站起来。

“结果昨天，你猜怎么着，我们在那儿抗议得好好的，一大群人来工地上干架，还带着家伙！没天理了。只能散了。”

我感到眼睛胀胀的，泪水控制不住地流了下来。阿齐把手放在我的背上，轻轻地拍了拍。

“这两天我们也没怎么干活，没办法，耗着。你们敲门，我以为是那群人又来了。吓着你们了，对不住啊。”

晚上，我做了几个噩梦，梦见自己被人拿着刀追杀，梦见妈妈哭着对我表达失望。

那几天，除了上课，我都和阿齐一起在学校附近转悠，找外卖员做访谈。午后三点左右，学校南门外的饺子馆内总是聚集着三五个外卖员。刚从中午的忙碌中解放出来，他们选择找个暖和的地方休息，刷手机度过这段好不容易拥有的空闲时间。

最初，我因为担心打扰他们而感到不安，所以往往是阿齐打头阵，我跟在后面。阿齐虽然只比我大三岁，但很有经验，我能感受到，相比于我，外卖员们更愿意和她聊天。好几次访谈结束后，她还要赶地铁去石龙南街。应该是和莎莎一起去工地上找工友们吧，我猜。但我没有问。

大概是因为，我害怕，如果得到了肯定的答复，我就没有理由不去了。是啊，如果我知道她们在做什么，我要怎么做呢？我内心可怜的道德感，蒙住我的耳朵。为了维持自身的纯洁，我宁愿什么都不知道。

我像一只躲在暗处的老鼠。

——老鼠，也很可爱，不是吗？

 

 

绕过光秃秃的树木和拥堵的自行车潮，我看见阿齐站在食堂门口等我。调研的最后一周，我们约好一起吃饭，聊聊接下来的计划。

连续一周阴郁，好不容易放晴，积蓄了一个冬天的阳光落在她的身上，耀眼的金黄色。“林子！”她摇晃着身体朝我招手。我加快了脚步。

周一，食堂里人很多，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一张空桌。炒鸡丁、土豆丝、海带汤、红烧茄子，阿齐说这一餐她请我。“前几天和莎莎、李兴聊我们这个调研，她们说现在受访的外卖员大多数还是男性，希望能够访谈到更多女外卖员。我今天早上给以前认识的工友发消息，看看他们有没有人能介绍。林子你能联系到其它人吗？”

我咽下嘴里的饭，思考着要如何回答她。

“没事，不用有压力。没有也没关系。我们把手头这些做成就挺好了。”

三四颗雀斑落在她的眼睛下方，眼尾上翘，流畅的下颌线条让她的侧脸显得轻盈。我点点头，挪开了目光。

“对了，上次浩成学长跟我说，下周的《雇佣劳动与资本》轮到你领读啦。非常期待哦。”社团迎新会过后，我和另外三个新生被安排了轮流领读的任务，据说都是相对简单的文本。这两个月，我们已经开了好几次读书会了，我总是带上电脑，做很多笔记，不怎么说话。似乎已经形成习惯了，人多的时候隐藏自己，把身体安放在一个足够倚靠的角落，一定需要说话的时候才小心地发出一点儿声音，用来向其它人证明我存在于此的必要性。或许也是一种胆怯吧，害怕自己说出的话被别人评判。好在，即便是片面的感受，在读书会上也能得到其它人的鼓励。

“我最近在读，还没读完。”邻桌的人起身时不小心撞到了我。食堂工作人员已经在收拾桌椅了，1点半，不早了，下午还有课。我和阿齐把桌子稍微擦了擦，端起盘子走向回收区。

“如果读的过程中有什么问题，可以找你吗？”我琢磨着要怎么说出见面的邀请才比较自然，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平静又充满求知欲，如同一块碎布为了隐藏褶皱，试图止住道边的风。

“当然可以啊！”阿齐笑了，露出两颗虎牙。我的手心都是汗。

 

 

“妈，你还在送外卖吗？”

犹豫了一个晚上，我发出了这条信息，然后立马退出聊天框，把手机反扣在床上。最近是期末周，室友们还没回，宿舍里只有我一个人。暖气管边的空气焦焦的，熏得我眼干舌燥，四个月了，我还没适应这里的气候。幸好没有像刚来时那样流鼻血了。

明天没课，要不把书包洗了？看着挺脏的，背带隐隐发黄，开学以来就洗过一次。以前每次回家，我妈都会因此而说我一通：

“哪有女孩子像你这样的？”

“和女孩子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犟犟犟，就知道犟。”

不想承认，但我想妈妈了。

爸妈离婚后，我和妈妈一起生活。其实，我打心底觉得，他们分开挺好的。在我小时候，他们隔三差五吵架，最可怕的一次，我看见我妈提着菜刀往屋里走。我不敢看，只知道哭。等我上了中学，他们不吵架了，因为压根放弃了和彼此的交流，我妈搬了出去，自己租房子住。她说她本来可以去住工厂宿舍的，但为了我，还是决定出来找地方住。我还记得那天下着雨，好大的雨哦，我打着伞跟在她身后，她的行李全被淋湿了。妈妈为了省钱，租了个大开间，一张一米五的床摆在洗手台旁边，我和她一起睡。新家的生活很难适应，为了避免和她单独相处，我尽量不待在家里，早上第一个到学校，晚上学习到十一点才回家。当然，这样做也有其它原因：妈妈有时候上晚班，我怕自己长时间待在家里吵着她睡觉。

所以说，上大学对我来说是一种解脱。我终于离开了常年潮湿、压抑的那个家。

打开手机，妈妈回复了，是一条语音。“送啊，怎么了？你在学校还好吗？是不是要睡觉了？”

背景里有鸣笛声，她在街上。应该还在送外卖吧。

“在学校挺好的。你还在路上吗？如果在骑车就别回我了。”想了想，我重新拿起手机，又补了一句：“我最近在做一个调研，是关于外卖员的，你什么时候有空，想跟你打电话聊聊。”

“跟我聊，有什么好聊的哦。等一下，你等我一下，这个单要超时了。”

街道上的风划过耳膜，但我依然辨认出了她在说什么。我比想象中更熟悉她的声音。“好，你注意安全。”

 

 

“益能劳动关系研究与咨询中心”——我在浏览器里打下这行字，点击“搜索”。“劳动法”、“建筑工人”、“工伤”、“中介”、“外卖”……啊，这张照片里的人是莎莎，她是机构的创始人。

照片中，她穿着白底T恤，扎着马尾辫，皮肤黑黑的，完全是年轻女孩的模样。她的手放在大腿两侧。那时，她就已经受工伤了。

“滴——滴——滴——”

妈妈的手机响了。我从床上起来，走到桌边，帮她按掉闹铃，她去楼下菜档买菜了。她说，住在这里千不好万不好，至少有一点好，那就是买菜方便又便宜。我对菜价不太了解，但听了她的话后，也默默比较过菜档和超市的价格，最常见的小白菜都有1.2元差价，其它菜估计差距更大。今天妈妈休息，说给我做爱吃的花甲和水蒸蛋。她平时每月休四天，过年期间单量增多，她不想错过这个赚钱的机会，所以只申请了一天休息。

记忆中的水蒸蛋里总拌着新鲜的猪肉末，吃起来香滑爽口，又不油腻。离开家以后，我再也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水蒸蛋了。

她回来了，手提袋里鼓鼓的。

“买了这么多菜？”

“是咧，你好久才回一次，当然要吃点好吃的。”她的花色棉裤上沾了水渍，估计是在楼下蹭的。我接过她手里的菜，把它们放在水池边。“内裤也是在楼下买的吗？”

“刚好有个摊位，给你买的，三条。你看看你的内裤，都穿多久了，得换了。这些不能省。”

内裤、内衣，这是妈妈最常给我买的衣物。她总说，不管外面穿得怎么样，贴身衣物一定要干净卫生。我接过它们，放进了洗手间的水盆里，准备晚点再洗。

“妈，你以前在工厂里，受伤的人多吗？比如……手指断了？”

她没有抬头，继续剥着手里的蒜。我盯着她的手——像是过去我们从未面对面交流过那样——那双手皴裂得厉害，冬天估计很痛吧。

“有。我也有几次差点被压断。夜班，太困了，想睡又不能睡。”她闭上眼睛，头重重地向下落，又抬起，又下落。“就像这样，其实都要睡着了，手里还不能停，你一停下，产品就堆在你这里了，产线上其它人就要等你，做不好还要扣钱。”

“你觉得送外卖和在工厂比，哪个累？”

她把最后一粒蒜扔进碗里，轻轻搓了搓大拇指。蒜的味道侵入鼻腔，小时候我闻到这味道胃里就翻滚得想吐，后来反应没那么激烈了，甚至能辨认出混杂其中的清香。

“都累，各有各的累。你不知道，我刚送的那两周，撞了好几次，现在熟练一点了。”她用手支撑着大腿，站起身来。“所以说你要好好读书，毕业以后找个好工作，别像我这样。”

水流声越来越大，声音慷慨灌溉着整个房间。瀑布，水库，海啸，洪水，搅动的汤汁，把我说的那声“好”迅速淹没。

和妈妈待了几天后，我回学校了。和以往不一样，我们隔三差五给彼此发语音或打电话。有时是我，有时是她。我迫切地想了解她，不仅仅为了这个调研。我好奇，为什么直到19岁，我才产生了解她的愿望。

 

 

“在锅里放入水、花椒、葱、干辣椒、生姜，烧水至沸腾，将买来的花甲倒入锅中，煮至所有花甲的壳全部张开，关火。用冷水清洗刚煮完的花甲，一个个去除沙粒。清洗后，将花甲放入锅中炒，过程中加入盐、酱油、料酒，也可以再放一点花椒和干辣椒。炒了1-2分钟后，往锅里加水，浸没花甲。如果有条件，盖上锅盖。煮10分钟，汤水逐渐浑浊，完工。”

我听着妈妈发来的语音，整理好这段文字指南，一步步跟着做。阿齐在一旁切土豆，菜刀打在砧板上，干净利落。我想象着和她共同生活的场景，一起做饭，一起读书，一起晒太阳，一起走在街头……

“哇，林子做菜这么厉害啊！”莎莎走进厨房，看来她已经把客厅收拾好了。

她家客厅的墙上贴着许多画，都是她孩子画的。她的孩子10岁，还在上小学，平时和她一起住，最近这段时间去了爸爸家。我也是这次才知道，莎莎五年前离婚了。独自抚养孩子，还要运营机构，一定很辛苦吧。过年前，她就说要请阿齐和我来她家一起吃饭，一直等到今天才凑齐时间。

我有些不好意思，抬起头朝莎莎笑了笑，手上一阵忙乱。“第一次做，不一定好吃，哈哈。”

晚上6点，菜都齐了，我从玄关处拿来在路边超市买的橙汁，放在桌上。“吃吧！”阿齐率先动筷。莎莎今天没有扎头发，看上去比往常更加亲切。她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，问阿齐：“对了，你毕业之后还是打算去南方吗？不留下来？”

一块岩石跌落悬崖，思绪随着它滚动的步伐越跑越远。阿齐之后不在这里生活了吗？那我以后还能见到她吗？她要去哪里？她为什么要走呢？

“是吧，毕竟那边做事情的人多。”阿齐的神情认真了起来，“想去工厂看看。”

去工厂。我还没去过工厂。电影里的工厂总像裹着水汽般，由汗水浇灌的产品，在看似平稳的传送带上卖力地奔跑着，以某种不可及的速度。我想我是追不上的，但在工厂工作的人必须追上它。阿齐也要去工厂工作吗？我并非不知道她的理想，在社团迎新会上，阿齐说在进入大学前，她也曾想象过更体面的工作与生活，但在与工人们打交道过后，她意识到自己更想做的，是为更多人的权益和尊严而努力。

“但是，一定要去工厂吗？”

“我担心自己离地太远，想要和工人们更近一点。”

 

 

拿起一个小盖子，放在蓝色的塑料圆环上，旋紧，再把它们扣在瓶子上。连续做上100个，指关节隐隐作痛，我放慢了速度，试着让脑袋和手指得到短暂的呼吸。

在工厂里，就连呼吸也要偷偷进行。线长是个蓄着胡子的中年男人，这会儿正好出去了。他刚刚训我来着，说我做得太慢了，还指着邻座的阿姨，让我学学她。她的手指飞快旋动，从一个盖子到下一个盖子，从一个瓶子到下一个瓶子，而我……紧张只会让我出错，急迫也无法让这双不熟练的手变得灵活。

无所谓了，我已做好今天拿不到全部工资的准备。

248，249，250。我的手破皮了，食指关节那儿。其实握久了笔，指关节也会痛的。不过，写字写久了可以停，在这里，暂停是不被允许的。没有人停下，至少在我的余光里没有。我尝试放空，忘记手指的疼痛，忘记无聊……很奏效，我也为此感到意外。意识里只装得下瓶子和圆环的时候，心情好多了。

终于，到了午饭时间，人们一窝蜂涌了出去，我脱下防尘帽，趁机逛了逛不同的产线，它们看起来都长得格外相似——三四米的长桌，硬邦邦的凳子，散在桌上的零部件。没有一件东西是柔软的、能让我倚靠哪怕半分钟的。阿齐从隔壁产线出来，她的刘海被汗水浸湿了，黏在额头上。

午饭时间只有45分钟，我们吃完就立马回来继续干活。下午的车间更加闷热，我花了差不多半小时才让自己安定下来。

环视四周，这条产线上一共坐着20个人，除了我，其它人看上去都有30岁，年纪最大的是个46岁的女人，早上排队时，她站在我前面。她说自己经常来这儿干日结，还问我为什么年纪轻轻不好好读书，要来这里。

我不是一个人来的。前一天，我和社团里的八个同学从学校出发，坐了两小时地铁和公交，到达位于城郊的柳庄。几周前，我在报道里看到过这个地方，据说这是整座城市最活跃的劳务市场，也是许多打工者从农村来城市的第一站。在我的想象中，柳庄将是一个类似于火车站的地方，人员密集、行李繁重，但下了公交后，我发现，这里更像一个普通的小镇。

天气很冷，我们去最近的一家小吃店买了些热食，然后直奔旅店。柳庄的夜晚十分热闹，小餐馆门口，方言飞舞，每个人都能在陌生的对话里捕捉到哪怕一点儿来自家乡的亲切感。拐进小路，汽车消失了，我们一行人走在路中，街道的视野变得宽阔。

旅店的条件普通，甚至可以说是简陋。三张并排摆放的单人床，挤在小小的房间里，床单发黄，卫生间门口的天花板上挂着几张蜘蛛网。我们粗略地检查了房间的各个角落，思考要如何度过这个短暂的夜晚。

“要不出去转转？”阿齐提议。有几个同学累了，想要休息，我裹上厚外套，和阿齐一起出门了。

临近12点，依然有很多人在街上驻足。餐馆门口，几个外卖员坐在台阶上刷手机。我和阿齐看了彼此一眼，会心一笑，她走上前，点了几串烧烤，坐在外卖员们旁边，主动和他们聊起了天。他们其实已经送完最后一单了，只是找个地方坐着休息。聊完以后，阿齐加了他们的联系方式，说以后再来这里就找他们一起吃饭。

夜更深了，困意袭来，我们决定折返，往旅店的方向走。风呼呼吹，我裹紧外衣，把脖子缩进衣领。真冷啊，但我暗自希望，这条路可以再长一点。“你看，好像下雪啊。”小小的、如同碎屑的飞虫聚集在路灯下，卷起风暴。追赶光影的雪，不愿降落的雪。阿齐伸出手，在灯光下站了一会儿，然后走到我面前，把掌心缓缓摊开，：“呐，雪。”

魔法从湿润的掌心长了出来，雪化成白色的水汽。我是喜欢阿齐的。那一刻，我确认了这一点。

在柳庄，没有夜晚和白天之分，每一天的每个时刻，街道上都有人，走路或张望。但到了早上四五点，这里才真正热闹起来。著名的劳务一条街上，汇集了数十家劳务中介，在这些商铺门口，小摊陆陆续续支了起来，卖的不是油条包子，而是劳动力。中介站在摊前，开出的条件格外诱人：工作轻松不累，自由，啥都能带，免费吃，能玩手机……

我们找到了一家不要求出示身份证的中介，在表格上签了假名和假身份证号，安静地站在路旁等待。10分钟后，一辆大巴从马路对面驶来，中介喊我们上车。不到5分钟，这辆大巴车就坐满了人。

中介给出的承诺当然不是真的，但在车间里拧了12个小时的瓶盖后，我已没有力气追究更多，只想尽快拿到当天的工资。作为第一次来这个工厂的新人，下工以后，我在人潮中迷失了方向，不知道该去哪里结算工钱。阿齐和我转了好大一圈，才在园区门口找到早上带我们来这儿的中介，他被和我们一样着急领工钱的人们围了起来，水泄不通。我们站在外圈，等着里圈的人一个个领到了钱，才走上前，拿到了属于我们的260元。

260元。如果在这里工作，每个月能有多少收入？

每天都来干活儿吗？过不了一个月就会累死的。干一天休一天？那每个月也只有3900元，而且签不了合同，什么保障都没有。像大多数工人那样，每个月休息4天？

我意识到，在此之前，这样的生活从未被我指认为现实，或者说，切近的现实。对我而言，这是辛苦的、难以想象的生活，是另一个世界。

可是它离我好近。妈妈。妈妈就是这样工作的，妈妈就是这样生活的。

而我，我想要怎样的生活呢？

林子的故事，第一个夏

 

 

早上8点多，手机震动。常年习惯手机静音，即便只是震动，都让我感到紧张不安。是陌生的号码，要不要接？抱着疑惑的心情，我按下了“接听”。

“喂，是林子吗？”

“你是？”察觉到对方语气的严肃，我赶紧趿上拖鞋，走出宿舍，来到无人的走廊尽头。

“我是学院书记，你一个小时后来我办公室，303。有事问你。”

瞬间清醒，困意全无。发生了什么？有什么事情不能在微信和电话里说？为什么一定要去办公室？我细数最近做过的事情，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他要找我。算了，先洗漱吧。倒掉盆里的冷水，我透过洗手间的窗户向远处望，情人坡上三三两两，都是拍毕业照的学生，最近毕业季。阿齐会在吗？我眯起眼睛用力张望，没找见熟悉的身影。

春天真美啊，大片的新绿，换在平时我肯定想去草坪上躺一会儿，但此刻我无暇顾及。洗漱收拾完已经9点了，我急匆匆关上宿舍门，冲楼下跑去。

303，敲门三下，等待脚步声。漫长的等待，我想去洗手间，该死，一紧张就这样。砰，门开了。院长也在，她坐在黑色的办公椅上，宛如一尊大佛。

“你就是林子，坐吧。”

我坐在椅子上，和她们面对面。

“知道找你来有什么事吗？”

我摇摇头。办公桌上，一盆兰花自顾自开着，花盆边缘落了一小撮烟灰。我从来没有来过这间办公室，准确地说，除了入学报到那天，我没有来过这栋楼。

“你认识阿齐吗？”院长的声音十分轻柔和蔼，她把上半身向前靠，我能感受到她的迫切，尽管她已尽力掩饰自己。

“认识。”

我听说过一些传闻，学校对于同性恋并不支持，甚至采取过打压的行为，但说到底，一切都还只是我的秘密，我从未向任何人坦诚过自己对阿齐的感情。老师们为何要来询问我们的关系呢？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怎么了？”书记冷笑了一声，他的胡子和头发都很稀疏，鼻子像被刺激了似的，皱了起来。“你知道她做了什么吗？”

沉默。一束光从窗外飞来，遮住我的眼睛，我察觉到眼角的湿润。太突然了。我抬起头看着他，再次摇头。

“这样吧，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”

竟然像是在审问？一股巨大的压力从对面传来，我感觉胸口闷闷的。冷静，冷静。我注意着自己的举动，停下所有我能停下的微小的身体颤动，但无法停止胡思乱想。手心的雪，忙碌的飞虫，湿漉漉的刘海，月光下的菜刀……一滴水珠从空调机上坠落，清空一切，这句话蹦回我的脑海里，孤零零的：“林子，你是不是害怕？”

带着尘土的气味。

 

 

从学院书记办公室出来后，我打了一个电话给浩成学长，约他在食堂见面。他告诉我，阿齐已经失联两天了。“应该是被派出所带走了。”

像绷紧的绳子忽然之间断裂，刀痕还新鲜着。模糊的预感终于成为现实，我的胸口翻滚得难受。她做了什么，要被如此对待？

“估计还是因为之前给工地上的工人讨薪。你知道吗？阿齐有没有说过……哎，总之她有段时间每天都去那里商量办法。他们一直没要到钱，我听说，她和莎莎帮忙工友们联系了律师。工友们不是罢工挺久了么，这个过程中她们也一直在筹钱维持大家的生计。还帮忙发文章做视频。可能是担心引发更多的社会舆论，才找了她们。”

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。先是小声地啜泣，终于，“呜”地一声哭了出来。午后，台阶晒得发烫，伤心蒸发得特别快，不留痕迹。

我没有告诉浩成学长，书记和院长问了我什么，而我又说了什么。几次想说，都咽了回去。

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我们，在一个调研小组认识的。什么调研小组？外卖员，就是去问外卖员的生活情况。谁组织的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谁组织的你就去了？对……感兴趣就去了。你是怎么知道这个调研的？看到海报了。在哪里看到的？

你知道阿齐在帮建筑工人维权吗？

难道你没有和她一起去维权吗？你不是还和她一起去过工厂吗？

她很危险，你要远离她，不要被人利用了，知道吗？你以后还和她联系吗？

她们让我签保证书，证明所说属实。

我为自己的诚实感到羞耻。有些时候，诚实是一种枷锁，重要的是，我要对谁诚实。我想，我的对象搞错了，但已经来不及后悔。

 

 

我已经两个月没有见过阿齐了。

七月，蚊子猖狂，草丛里的虫鸣永不止息。宿舍里只有我一人，我还留在学校，没有回家。这些天，我养成了一个习惯，每天晚上沿着湖边散步。夜晚的湖水黑得像洞穴，有些地方泛着银光，我静静地看着冷酷的月光，眼前的一切让人有纵身一跃的冲动。

我在等阿齐，她会回来的。这片湖离她的宿舍特别近，她如果经过，就会一眼看见我，蹦跳着朝我招手。

上个月，我去了石龙南街，准备找莎莎。一天前，我给她发了消息，但她没回我。下了地铁，我凭着记忆行走。夏天的日头把人晒得晕晕的，这一路都好安静。

38号的门被锁上了。敲门，无人回应，我从门缝里抽出一张纸，吹了吹上面的灰尘。是缴费通知单，这个月的。我的心里涌上一阵不安，莎莎也不见了吗？我喊了两声她的名字，只听见隔壁的犬吠声。

 

给你的信

 

阿齐：

上个月，我回学校了一趟，在你的宿舍楼下坐了一会儿。我们埋在土里的金属壳还在，我把它挖出来了，带回了家。

你最近过得怎么样？我希望你住的地方有阳光，一点点也好。

我来南方了，你知道吗？毕业之后就来了，是你想来的城市。这里阳光充沛，但也湿漉漉的，家里的东西一不小心就会发霉，最初我还难以适应，甚至有点想念在北方的生活。想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自己是不是疯了，明明离开时说的是再也不要回来了。

现在我和妈妈生活在邻近的街区，这是一个流动工人社区，我在这儿工作，张罗各种为工友们开办的活动。在和新认识的大姐们相处的时候，我常常会想起你——如果是你，会怎样和大姐们交流呢？她们会很喜欢你吧。妈妈一定也会喜欢你的。

你的出现，对我来说是个奇迹。如果没有你给的勇气和信念，我不会每周背着沉甸甸的双肩背包，穿过学院的红色砖楼，来到靠近东门的教学楼，参加社团的读书会，更不会慢慢学习着勇敢而语带颤抖地说出自己的观点。那时，尽管在学院里几乎是个透明人，但我在社团里交到了朋友。这些朋友和我一样，喜欢阅读，关心劳工。是的，也是在那几个月里，我逐渐认识到自己也有关心的事情和人，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只想为自己而活。

你被带走以后，学校找到了我。你应该知道的，警察大概和你说了吧，用来恐吓你。

其实，很长的一段时间内，我都感到无法面对你，也无法面对自己。学校问我的那些话，深深烙在我的脑海里，我想忘记却做不到。可能是悔恨吧——这个词是不是太沉重了？我担心自己所说的，给你带去更多麻烦，也怀疑，从头到尾，我都只知道保全自己。

我偶尔会想起那个在工地度过的夜晚。凉飕飕的，灰尘扑面的。我再也没有和你聊过这件事，尽管我知道，在那之后，你和莎莎经常去工地找那些工人。胆怯的我，不敢加入你和莎莎的行动。而在被问话时，我把自己塑造成无知的学生。他们问我，以后是否会和你继续联系，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。我不敢说实话。

但我多希望我说了。

去年，我在国外媒体上看到了关于你的报道，得知你被从派出所转到了拘留所，过得很不好，瘦到90斤了，和矮你一头的我一样重。听说你的月经出现了问题，第二个月以后就再也没来过。

有时候觉得，人生停在了你离开的那一天。这样说好荒唐，我明明活得好好的，可以吃饭和睡觉，可以和朋友聊天，但不在此地、不该在此地的恍惚，常常将我拉扯回另一个时空。

在柳庄的旅店，你裹着大衣，躺在床上睡着了，发出轻微的鼾声。我翻过身，看着你的侧脸，第一次发现你的鼻子上有一颗浅色的痣。

在学校操场，你穿着运动裤，飞快从我身边跑过。“阿齐！”你猛地回头，懵懵的，看见是我后，笑嘻嘻地跑过来。“怎么，你也来锻炼呀？要不要一起？”

学期的最后一场读书会结束后，我们约在校外的烧烤店吃夜宵。传来熟悉的声音，是你从地铁口骑车赶来，浅蓝色外套的口袋里漏出了一截笔头。下车以后，你跺了跺脚，卷起的裤脚自然松开了。我从隔壁桌搬来一把椅子，添了进来。

我总是梦见你。梦见你换了一个名字，重新开始念书，我们还在一所学校。在湖边，我猛然得知原来那个有着陌生名字的人就是你，为了阻止别人烧掉写有你新名字的纸张，大哭了一场。重新相认之后，我和你一起坐车去吃饭，什么都没问，什么都没说，沉默着。在缠绕我的众多噩梦里，它显得如此平静温暖。

对了，你送我的小兔子钥匙扣我还挂在书包上哦！毕业前收拾宿舍时，我在书架背面找到了它，之前一直以为遗失了，我还特伤心。找到后，我给它冲洗了身上的灰尘。拧开水龙头，水流哗哗下落，带起一阵微风，衬得空气沉甸甸的，黏腻厚重。我当时就在那里想啊，夏天要来了，你是不是也快回来了呢？

扭紧水龙头，我的眼泪止不住地下落，落在水池，被吸进下水道。

你走后，有那么一段时间，我睡到下午才醒，一直在床上躺着，实在饿得不行，才去柜子里找点吃的垫肚子。薄暮时分，阳光拂过窗台，落在对面的床帘上。床帘上画满蓝色的半透明雨点，雨点和阳光交错，泛着金色的光泽。宿舍里的风铃在风里转圈、晃动，我想起《无人知晓》，是在学校附近的影院和你一起看的。同样的冒着热气。刘海贴住头皮，一抹一把汗，好想就这样昏昏沉沉地睡去。

更多的时候，我依然和其它同学一样，上课、自习、参加宿舍聚餐。在社团里，我成为了别人口中的学姐，开始邀请新生参加读书会，在社团里分享我对外卖行业的调研观察。我再也没有去过学院的303办公室，书记也没有将事情告诉其它同学。但我并不因此觉得感激，就像当我听见他对我说“因为你，我也要受到影响”时，我不为此感到抱歉。

不感激，也不抱歉。大概是，只有恨吧。恨那些带走你的人，恨那些认为别人的痛苦与己无关的人，恨那些眼睁睁看着这一切发生的人。

包括我自己。

我想象过很多次和你重逢的画面。如果重逢，我要亲口告诉你：

“是的，我害怕。但我再也不要和你失去联系了。”

 

 

林子

2019年6月22日